截至2013年，中國1.53萬家境內投資者在境外設立了2.54萬家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分布在全球184個國家和地區，中國企業“走出去”對外直接投資從2000年的不足10億美元增長到2013年的1078.4億美元，增長了100多倍。
在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領域，“走出去”的成效也極為顯著，從2004年至2013年，我國對外勞務合作派出人員年均達22萬人，年均增長率15%，我國勞務人員遍布世界180多個國家和地區，主要分布在制造業、建筑業、海洋運輸業、IT業、農業、餐飲業、社會服務業等諸多領域。
現狀與特征
與此同時，近年來，中國企業國際化的方式不斷創新，包括工業園、科技園和境外經貿合作區等形式正在興起，中國企業國際化呈現出十分廣闊的前景。概括起來，中國企業國際化表現出如下現狀與特征：
（一）中國成為新興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有望今年成為對外直接投資凈流出國。
綜合聯合國貿發會議及商務部的統計數據，201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為1078.4億美元，較上年增長22.8%；2013年，外商對華投資額為1239億美元，2014年1～7月，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為525.5億美元，同比增長4%。同期，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額為711.4億美元，同比下降0.35%。由于發達國家資金在繼續回流、中國對亞非拉等國家與地區的投資不斷加快，加上一些大型跨國并購項目的影響，中國最快可望在2014年迎來對外直接投資拐點，成為對外直接投資凈流出國。
（二）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躍，國企與民企攜手并購案例增多。
近年來，中國民營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上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與極大的積極性，日益成為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生力軍。尤其是在美國市場，民營企業的投資金額占中國對美投資總額的76%，其中聯想對摩托羅拉智能手機業務的收購、雙匯國際對史密斯菲爾德的收購以及萬達等在美國的投資，表現極為搶眼。國有企業在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占比不斷下降，根據商務部統計資料，工商登記注冊為“國有”性質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比例已降至55.2%。與此同時，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境外并購中揚長避短、攜手合作的案例越來越多。
（三）中國企業對美國投資增長迅速，亞洲仍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區域。
根據商務部的統計，2013年，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6個國家和地區的5090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其中中國香港、東盟、歐盟、澳大利亞、美國、俄羅斯、日本七個主要經濟體為投資集中區域。2013年，中國對俄羅斯、美國、澳大利亞、東盟的投資額分別為10.22億美元、38.73億美元、34.58億美元和72.67億美元，其中中國對美國的投資較2012年下降4.3%，而對澳大利亞投資同比增長59.1%，對歐洲投資同比下降2.8%。
分析2004～2013年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我們發現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主要集中在亞洲且比重較大，年均占比達到70%左右。其次，拉丁美洲年均占比13%左右，北美洲和歐洲等平均占比12%，從累計比重來看，歐洲和北美洲的投資在逐年增加。
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CCG）和中國國際經濟合作學會在2014年上半年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在未來投資地的選擇傾向上，擬到非洲的為35%、美國的為30%、西歐的為25%，這表明中國企業投資地點在逐漸向亞洲以外的國家和地區轉移。預計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在未來幾年會呈爆發性增長。2014年5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非洲訪問時表示，到2020年，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存量要達到1000億美元，而截至2013年底，中國在非洲投資存量僅為250多億美元。
（四）對外直接投資涉及28個行業，建筑業、文化產業與房地產業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
從行業分布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涉及28個行業，并購涉及16個行業大類，包括能源資源、食品消費、交通運輸設備和機械電子等領域，門類齊全，制造業與批發零售業對外直接投資突出。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流向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采礦業、批發和零售業、制造業、金融業、建筑業和交通運輸業等行業。
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占整體對外直接投資比重最大，達到36.8%左右；建筑業、文化產業是投資增速最快的領域，分別同比增長129.1%和102.2%；房地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也較快，除收購樓宇外，中國房地產企業也開始在海外進行土地項目開發。據CCG和中國國際經濟合作學會的調查數據顯示，美國、英國與澳大利亞等國家是房地產業投資的重點區域。2013年中國房地產企業海外投資總額為183億美元，其中美國為40.6億美元，比重達到22%；英國為25.4億美元，比重為13.9%。2014年上半年，房地產業對外直接投資增長了53.3%。
（五）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趨向追求高附加值，美國高科技領域企業受中國投資者青睞。
中國企業過去對外直接投資熱衷能源資源的傳統驅動形式正在發生轉變，目前逐步形成了能源資源驅動、市場驅動、技術驅動等多種投資驅動格局，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涉足國外高科技領域投資，追求高附加值投資，其中美國的高新技術產業成為中國企業首選。CCG根據傳統基金會發布的數據進行統計，2014年上半年中國企業在高新技術領域的投資高達62.6億美元，其中投資美國的金額為54.3億美元，比重達86.7%，典型案例是聯想并購摩托羅拉和阿里巴巴并購初創企業TangoMe。
（六）部分企業開始注重全球產業鏈整合，從全球產業鏈參與者逐漸向產業鏈主導者轉變。
分析2004～201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情況，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租賃和商務服務、能源資源、零售業和機械制造等行業，這些行業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國并購活動延伸產業鏈，直接投資到自己不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同時，根據CCG統計，有62%的對外直接投資是為了獲得銷售渠道和營銷服務的網絡優勢。由于過去中國以低勞動成本參與國際分工，處于新興制造業的低附加值生產環節，因此中國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出現向上游價值鏈延伸的轉變，同時，轉移生產能力的投資也在緩慢增長，但短期內還不會成為主要投資模式。
（七）跨國并購規模增長。
跨國并購作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方式，在2004～2013年之間交易數量呈現穩定增長勢頭。2013年，中國企業跨國并購交易量達到288起，涉及70個國家和地區，實際交易總額為502億美元，較2012年的379億美元上升了32.45%,并購投資占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37.5%。
根據CCG對2004～2013年986起跨國并購案例的分析，發現能源、交通運輸和有色金屬三個行業的并購交易金額占中國企業跨國并購交易總額的76%，其中能源比重為47%。中國企業在海外并購涉及的領域正趨于多樣化，這表明企業單純地獲取資源的動機被淡化，中國企業越來越重視企業戰略目標與海外市場的結合，逐漸實現企業運營的國際化。
（八）對外承包工程合作模式多樣化，對外勞務合作分布廣泛。
近十年來，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簽訂合同額和營業額穩定增長，業務規模持續擴大，合作模式呈現多樣化。以EPC為代表的總承包模式、BOT融資模式將越來越多，實物支付模式亦會增多。隨著國家對經濟外交日益重視和對資源需求的持續增長，中國政府將同更多的國家簽訂雙邊合作協定，開展對外承包工程的宏觀環境將得到改善，對于以往多年難以開拓的市場將會在政府合作框架下得以集群式、成批量開發。
中國企業國際化存在的問題
存在機遇的同時，中國企業國際化也存在一些問題：
（一）部分企業國際化戰略不清晰，謀劃不足。
對于中國企業來說，在決定是否要以及什么時候把步子邁向海外前，首先要解決自身的戰略布局問題：未來若干年，企業所處行業在全球范圍內有哪些主要發展趨勢？這些趨勢性變化有哪些是需要通過國際化手段來解決和追趕的？未來的機會與挑戰有哪些？全球市場格局會產生怎樣的變化？
有的企業認識不明確、戰略不清晰，造成國際化盲動，一些項目匆忙決策，有的競購項目不惜抬高成本，導致收購后財務壓力巨大，企業經營困難。
（二）風險防范意識有待進一步增強。
大多數中國企業對國際化過程中可能產生的風險雖有意識，但防范措施不力。尤其是法律風險與政治風險，已成為中國企業國際化面臨的主要風險。
CCG收集、甄選了從2005年1月1日起至2014年6月30日期間發生的對外直接投資事件中120個輿論影響大、投資失敗的典型案例分析后發現，25%的投資事件是因為政治原因導致失敗，其中有8%的投資事件在投資審批等環節因東道國政治派系力量的阻撓導致失??；有17%的投資事件是在運營過程中因東道國的政治動蕩、領導人更迭等原因遭遇損失。
因政治及社會動蕩導致的損失尤其巨大。2011年，我國在利比亞投資了50多個大型項目，合同金額超過188億美元，但因利比亞戰爭，導致這些合同大部分無法履行。2014年5月，越南發生主要針對中資企業及華人的暴力打砸搶燒事件，在越南平陽等省的中資企業損失慘重。此外，伴隨著開始于突尼斯的一些地區的“民主化”浪潮，此前曾被認為中國具有政治地緣優勢的一些發展中國家正轉化為高風險地區，使中國企業在該地區的投資不確定性增加。
法律風險是除政治風險外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另一大風險。由于不同的國家針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政策和法律不同，在國家安全、反壟斷、環境保護、勞工、稅務以及行業限制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規定。另外，不同國家有關投資的相關政策與法律經常會因為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而進行調整，給進入東道國的企業增加了潛在的投資風險。
同時，由于中國企業國際化尚處于起步階段，不少企業對國外法律不熟悉，在守法方面要求不嚴格，面臨較大的法律挑戰。根據CCG對“失敗樣本”的分析發現，16%的投資事件是直接或間接因為法律原因導致投資受損或最終被迫停止投資的?？疾爝@些因法律原因導致投資終止的案例發現，1/3中資企業是因為法律觀念薄弱，不嚴格遵守東道國的法律，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取項目所致；1/3的投資事件終止或失利是因為對勞工法不熟悉。
在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有一些企業法律觀念比較淡漠，除表現在不合規經營外，還集中表現為在東道國遭遇不公正對待招致損失后，不善于通過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投資權益，而習慣于尋找中國政府以及駐外使館，或依賴當地政府官員，希望通過政府溝通解決投資中的糾紛。不過讓人欣慰的是，三一重工關聯企業Ralls起訴奧巴馬獲得階段性勝利，這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維權提供了一種新思路與新借鑒。
（三）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融資渠道狹窄，融資成本較高。
據CCG和中國國際經濟合作學會的調查，以及綜合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發布的中國企業“走出去”調查數據，有近30%的企業對目前對外直接投資的融資支持服務非常不滿意，68.4%的受訪企業希望政府提供融資支持。調查顯示，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融資出現了分化，大型國企及大型私營企業由于多為上市企業，資本市場是其對外直接投資資金的主要來源。同時，商業銀行貸款、政策性銀行貸款以及并購貸款等專項貸款也主要在向大型國企傾斜。而中小企業在國際化運營方面，融資普遍困難。
（四）部分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缺乏合作。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開始參與國際競爭，伴隨中國企業走出國門，國內企業的競爭也蔓延到海外。在非洲、拉美、東南亞國家或地區，在基礎設施領域的電站、大壩以及公路鐵路等項目中，經常出現幾家中國企業同時競標，有的企業為了拿到訂單，采取低價策略，不斷降價，造成惡性競爭。有的企業在拿到項目以后，為了降低成本又偷工減料，降低工程質量，導致合同最終無法履行，給企業自身造成很大的損失，同時損害中國企業在海外市場的整體形象。
（五）國際化專業中介服務機構的力量沒有得到充分利用。
對外直接投資中介服務機構（如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資產評估公司、投資顧問公司、財務咨詢公司、財經公關公司以及管理咨詢公司）在中國企業國際化進程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有廣泛的信息來源，可以減少對外直接投資中的信息不對稱，降低對外直接投資的風險；同時中介機構專業能力精熟，通過中介服務機構的前期盡職調查，可以為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提供科學、可行的評估，明辨法律財務等風險，幫助企業進行科學合理的投資決策，提高國際化運作效率。由于外資品牌投資中介機構服務費用較高，部分企業為節省投資成本，放棄聘請有豐富經驗的國際化投資服務機構，結果因專業經驗欠缺及項目盡調不充分、方案設計有遺漏等原因，導致交易后隱藏的矛盾暴露，有的甚至影響到項目正常運營下去。
（六）應付處理東道國復雜政治社會關系的能力有待提高。
中國企業在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中面臨較多復雜的社會政治關系挑戰，中國一部分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在平衡東道國各種關系上存在較嚴重的誤區，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過度依賴東道國政府高層關系。有的國家政府自身并不穩定，中國企業卻過分依賴這種不穩定政府的高層官員，容易導致低層普通民眾的反對，甚至可能引發抗議事件，最終導致項目實施不下去；
二是不重視反對派、NGO以及媒體的聲音，尤其是NGO。在普選國家，NGO組織和媒體力量強大，往往能掌握輿論的話語權，中國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往往輕視這些力量，使一些原本有更好解決方式的環境社會矛盾激化，進而影響投資項目；
三是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上有的還有欠缺。企業社會責任的核心是民本，企業在國際化運營過程中，應通過項目帶動社區經濟的增長，同時要重視社區居民的就業，實現與東道國社區的共同發展，與居民和諧共處。
（作者王輝耀系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歐美同學會商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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