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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氣候變化 全球再上談判桌

　9月23日，來自120多個國家的領袖參加了2014年聯合國氣候峰會。這次峰會是2015年巴黎氣候大會前最重要的一次會議，關系到各國2015年能否達成新的全球氣候協議。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一的二氧化碳排放大國，何時迎來碳排放峰值引起外界高度關注。
　  
　  在峰會前夕，中國出臺了首個應對氣候變化的中長期規劃，向全世界表明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基本立場和實施計劃。盡管努力多年，但今年我國完成減排及能耗目標仍面臨挑戰。不過，挑戰的另一面也意味著機遇。
　  
　  2014年聯合國氣候峰會23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開幕。本次峰會由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召集舉行，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專門討論氣候變化問題的國際會議，同時也是2015年巴黎氣候大會前最重要的一次會議。潘基文在開幕式上呼吁國際社會采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致力于在2015年達成一項新的氣候協議。 
　  
　  作為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明年的巴黎會議之前力主召開的“前鋒”會議，昨天，聯合國氣候領導人峰會在紐約召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特使、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
　  
　  行前，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解振華9月19日在京表示，當前，氣候變化的國際談判已經進入到了一個關鍵的階段，國際社會正致力于在2015年就2020年后應對氣候變化的強化行動達成協議。
　  
　  同日，《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規劃（2014~2020年）》獲國務院批復。針對規劃提出的目標，解振華承認，盡管“中國政府有決心、有信心確保2020年之前應對氣候變化目標的實現”，但完成上述目標確實有相當大的困難。
　  
　  中國碳排放峰值年到來？
　  
　  作為全球第一的碳排放大國，中國碳排放強度居高不下，引起各界對我國“碳排放峰值年”是否提前到來的擔憂。
　  
　  截至發稿，《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拿到的最權威結論是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氣象局氣候變化經濟學模擬聯合實驗室”提供的，該實驗室認為中國能源活動二氧化碳排放將在2025年前后達到峰值，約為85.6億噸。
　  
　  上述實驗室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中國氣象局局長鄭國光領銜。這一最新結論也可以認為是中國高級官方智囊首次公開表述中國碳排放峰值的確切年份。
　  
　  前不久，國家發改委有關專家向本報記者透露：“在今年9月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上，中國政府或將公布有關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信息。”
　  
　  解振華19日也表示：“峰值問題中國政府現在肯定會認真研究，爭取盡早宣布。”
　  
　  他說，依據一般的規律，隨著經濟的增長，二氧化碳的排放總量會隨之增加。但只要采取了積極的政策措施，走“綠色低碳”發展的路徑，發展方式和能源結構做比較大的調整，還是可能會出現經濟增長跟碳排放脫鉤的情況。
　  
　  2009年中國政府公布的數據顯示，與2005年相比，截至2013年，中國碳強度已下降了28.56%，相當于減少了25億噸二氧化碳的排放。
　  
　  不過，國家發改委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依據7.4%的經濟增速，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應該是4%，但實際達到5%；單位GDP能耗原計劃3.9%，實際達到4.2%。
　  
　  此前，多家研究機構曾預計中國碳排放峰值年份為2030年前后，更多的研究機構則表示“無法確定”。
　  
　  “中國的經濟結構將在2020年之前發生重大變化。”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姜克雋分析稱，絕大部分高耗能工業產品產量在2020年之前達到生產峰值，之后開始下降。
　  
　  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何建坤此前對本報記者表示，東部沿海大部分地區有望在2015年前后煤炭消費量陸續達到峰值并開始下降，這將促使東部地區二氧化碳排放在2020年之前即有可能在全國率先達到峰值，為全國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奠定基礎。
　  
　  但他同時表示：“今后兩年節能降碳的挑戰雖然不像‘十一五’的后兩年那樣艱巨，但不確定性仍然很大，主要因素是城鎮化和產業轉移。”
　  
　  《應對氣候變化報告（2013）》稱，目前，我國的鋼鐵、建材以及有色金屬、化工產量已經能夠滿足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對基礎設施，以及工業生產的需要。從每年新增的建筑面積、機場、道路、鐵道、大壩等看，目前基本已經處于頂峰。
　  
　  姜克雋認為，中國能源消耗總量在2050年應該被嚴格控制在75億噸以內。同時，隨著能源結構的進一步調整，更多清潔的非化石能源被投入使用，碳排放應該在2025年前后實現峰值，并在此之后實現絕對量減排。
　  
　  尚未綠色，已經高碳
　  
　  我國未來能源消費和溫室氣體排放將持續增長，隨著國際碳排放空間進一步約束，我國在國際談判中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
　  
　  去年底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華沙會議要求各國于2015年上半年向公約秘書處通報自主決定貢獻目標，各方期待我國提出更有力度的2020年后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目標。
　  
　  本報記者注意到，上述《規劃》提出根據我國的主體功能區定位來制定區域應對氣候變化政策，這是不同于以往的政策亮點。
　  
　  比如，《規劃》對優化開發區域提出“確立嚴格的溫室氣體排放控制目標”，而對重點開發區域提出“堅持走低消耗、低排放、高附加值的新型工業化道路”的不同要求。
　  
　  在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具體領域，《規劃》也提出了不同要求，比如，2020年，大中城市公交出行分擔比率達到30%；鐵路單位運輸工作量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降低15%；民用航空單位客貨運周轉量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降低11%左右。
　  
　  本報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一方面是努力降低碳排放強度，但另一方面，中國的碳排放強度又在現有技術、標準和傳統發展方式上被“高碳鎖定”，要想扭轉過來，難度極大。
　  
　  “尚未綠色，已經高碳。”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莊貴陽說。
　  
　  中國社科院的研究顯示，改革開放以來的城鎮化擴張走了一條粗放外延式的道路。一方面，城鎮化推進重速度、輕質量，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低，城鎮化速度與質量不匹配；另一方面，高消耗、高排放、高擴張特征明顯，資源配置效率低，城鎮化推進的資源環境代價大。
　  
　  從1992年起，中國的能源消費總量超過了生產總量，到2012年，能源缺口已達到2.8億噸標準煤。2012年，中國能源消費量占全球能源總消費量的21.9%。
　  
　  巨大的能源消費量也導致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巨大，2012年的碳排放總量已經達到92.1億噸，占世界總量的26.7%；人均碳排放達到6.82噸，遠超世界平均水平的4.89噸。
　  
　  此外，機動車尾氣排放已成為中國大中城市空氣污染主要的污染源之一。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氣象局氣候變化經濟學模擬聯合實驗室”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城市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國的90%，排放的二氧化硫占全國的98%。地級以上287座城市排放的二氧化碳約占全國排放總量的72%。
　  
　  “這種模式一旦形成，一段時期內很難改變。”莊貴陽認為，城鎮化的速度不是問題，如何避免被高碳鎖定才是關鍵，只有保持城市適度的規模才能有效避免城市病。
　  
　  
　  
　  七項價格政策待落實
　  
　  19日公布的《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規劃（2014-2020年）》被外界稱為中國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首個國家專項規劃和第一部應對氣候變化中長期規劃，也得到了環保、經濟界等方面人士的認可。
　  
　  中國這一《規劃》得到了WWF（中國）總干事盧思騁認可，他稱“期待中國能夠制定碳排放的管控措施”。
　  
　  創綠中心項目官員郭虹宇也曾表示，國家的公共財政已投向農業、水資源、海洋、氣象等氣候變化的適應工作，但相對減緩，投向適應領域的資金相對不足，也未得到私營資本的重視。因此，他建議中央財政將氣候變化的適應和減緩分別納入到全國公共財政支出預算科目，并加大適應領域的投入資金。同時，降低私營資本進入適應領域的門檻，激勵更多社會資本投入到適應氣候變化的領域中。
　  
　  大自然保護協會中國部氣候變化政策主任喻捷認為，還應當包括對自然生態系統的保護和修復，以幫助人類提高應對氣候變化的長期影響和氣候災害的能力。
　  
　  本報記者從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了解到，發改委等部門已確定7項政策，通過價格改革約束碳排放。這些政策包括加快推進能源資源價格改革；逐步理順天然氣與可替代能源比價關系、煤電價格關系；積極推行差別電價、懲罰性電價、居民階梯電價、分時電價；全面推進供熱計量收費；推進水價改革；完善城市停車收費政策，建立分區域、分時段的差別收費政策；完善生活垃圾處理收費制度等。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去年9月發表的第五次報告堅定地認為氣候變化是明確存在的，確定氣候變化主因是人類活動，并認為如果不采取強有力的應對措施，氣候變化引發的災害性事件將會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影響。
　  
　  “氣候變化將使上海、廣東、江蘇等地成為重災區。”亞行東亞局主任經濟學家、《東亞區域氣候變化經濟分析》主要作者之一薄洋表示，如果中國不采取行動來應對海平面上升和更加頻繁的龍卷風襲擊，到2050年，中國沿海地區的100多萬居民將流離失所，被淹沒的大陸面積相當于4個香港島。
　  
　  上述報告稱，氣候變化將造成極端天氣不斷增多。報告預計，2011~2050年間，中國每年氣候防護費用將高達440億美元，以保護道路和排水系統等境內基礎設施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