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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企業年關遭遇大量違規收費 負擔過重

一些企業反映，年檢時被“捆綁”收費
　  
　  別讓這費那費壓彎企業的腰
　  
　  本報北京1月13日電 1月1日起，國家取消和免征30項涉及企業和居民的行政事業性收費。然而，本報記者調查發現，正規的收費減免了，一些不正規甚至違規的收費卻大量存在，企業的“費負”仍然很重。
　  
　  江蘇蘇州一家貿易公司的老板王先生說，每年公司的營業執照都要年檢，按照規定企業年檢費是50元，但每年辦理年檢時都要交1000多元。辦理人員從來不向企業解釋收的是什么費用，只有追問才會告知，原來“順帶”收取的1000 多元是個體私營協會會費。不少地方的私營企業主和個體戶都反映，企業年檢時有“捆綁”收費現象，一般個體戶要繳幾百元，私營企業要繳上千元。
　  
　  “每到年關，都是企業交費花錢最多的時候。”山東一家服裝企業的老板透露，年底各種名目的檢查和會議“扎堆”：查衛生、查賬目、入網入會、搞培訓、開座談會，哪一項都得掏個幾百上千元才能打發。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雖然企業交的很多費用是由社團組織和中介服務機構收取的，但在這些收費的背后隱約可見權力部門的影子。
　  
　  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認為，很多企業感到負擔重，是因為稅外負擔太多。進一步完善結構性減稅的同時，應特別重視、努力減輕企業的稅外負擔，尤其要嚴正法紀，打擊懲處某些公權單位利用權力向企業變相索賄的腐敗違法行為。
　  
　  一到年底，各種名目的檢查和會議“扎堆”，哪一項都得掏個幾百上千元才能打發
　  
　  企業：這費那費壓彎腰（熱點聚焦·為實體經濟解“難題”②）
　  
　  本報記者 李麗輝
　  
　  強制“捆綁”收費，背后都有權力部門的影子
　  
　  自1月1日起， 國家取消和免征30項涉及企業和居民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包括稅務發票工本費、企業注冊登記費、個體工商戶注冊登記費等，每年可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約105億元。
　  
　  據悉，企業注冊登記費，以前是按照企業注冊資本的一定比例來征收的，注冊資本1000萬元以下按0.08%征收；注冊資本超過1000萬元的，超過部分按0.04%征收。這次免征，開辦一家注冊資金為100萬元的小企業，就可以省掉這筆費用800元。
　  
　  “這兩年，小到二三十元的個體戶年檢費、登記費，大到幾百上千元的企業注冊登記費，國家政策是能減的減、能免的免，再加上結構性減稅政策，確實在努力為企業減輕負擔。”江蘇蘇州一家貿易公司的老板王先生深有感觸地說。
　  
　  可是，正規的收費減免了，一些不正規甚至違規的收費卻大量存在，企業的“費負”仍然很重。
　  
　  王先生說，每年公司的營業執照都要年檢，按照規定企業年檢費是50元，但每年辦理年檢時都要交1000多元。辦理人員從來不向企業解釋收的是什么費用，只有企業追問才會被告知，“順帶”收取的1000多元是個體私營協會會費。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個例。記者在網上搜索發現，不少地方的私營企業主和個體戶都反映，企業年檢時有“捆綁”收費現象，一般個體戶要繳幾百元，私營企業要繳上千元。
　  
　  “每到年關，都是企業交費花錢最多的時候。”山東一家服裝企業的老板透露，年底各種名目的檢查和會議“扎堆”：查衛生、查賬目、入網入會、訂報紙、搞培訓、開座談會，哪一項都得掏個幾百上千元才能打發。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雖然企業交的很多費用是由社團組織和中介服務機構收取的，但在這些收費的背后隱約可見權力部門的影子。比如，企業注冊、年檢時被收取“會費”，交費是在工商所完成的；大貨車壞在路上被收取上萬元的“天價”拖車費，這拖車公司是交管部門指定的；個體戶參加座談會被收取高額會議費，會議通知是政府部門以文件的形式發出的。正是顧慮到權力部門與收費者的種種關系，企業不敢輕言拒絕，交費成了“被自愿”。
　  
　  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認為，很多企業感到負擔重，是因為稅外負擔太多。各種形式的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問題相當嚴重，小微企業有苦說不出。特別是在一些政府部門的“協助”下,一些市場機構強制向企業收費，收上來的錢并不上繳國庫，而是作為會費、咨詢費、會議費等自行支配，錢收了多少、用在了什么地方基本上是一筆“糊涂賬”。與稅相比，這樣的“費”更不合理，更容易成為腐敗和權力尋租的溫床。
　  
　  “在進一步完善結構性減稅的同時，應特別重視、努力減輕企業的稅外負擔。尤其要嚴正法紀，打擊懲處某些公權單位利用權力向企業變相索賄的腐敗違法行為，切實把企業的不合理負擔降下來。”賈康強調。
　  
　  人工成本上漲，企業除了上調工資，還要多繳“五險一金”
　  
　  “除了亂收費給企業增加的額外負擔，企業需要按規定繳納的‘五險一金’等費用，也讓企業承受了很大壓力。”浙江杭州一家機床制造企業的總經理表示。
　  
　  “五險一金”，指的是職工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和公積金，主要是由企業和職工按照工資的一定比例來共同繳納的。其中，養老保險單位繳費費率為20%，失業保險單位繳費費率為2%，醫療保險單位繳費費率為8%。
　  
　  “‘五險一金’加起來，企業需要繳納的費率超過了40%。也就是說，如果一名職工的工資是4000元，那么企業不僅要付4000元給這位職工，還要為他繳納1600多元的社保。”這位老總訴苦說，這兩年人工成本上漲很快，前幾年技術工人每月工資也就3000元左右，現在漲到了4000多元。社保繳費多少是與職工工資水平掛鉤的，職工工資漲了1000多元，企業為職工支付的社保也漲了好幾百元，這個負擔真是越背越重。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教授指出，我國的社保繳費率在世界上屬于比較高的，社保繳費率過高，不僅增加企業的負擔，也擠占了員工的勞動報酬。如果我們降低社保繳費，并用國企分紅補充養老保險，就可以在不影響社保待遇的情況下，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
　  
　  正稅清費，稅收與非稅收入不能此消彼長
　  
　  會不會出現稅與費此消彼長，企業負擔減不下來？這樣的擔心并非多余。
　  
　  數據顯示，2012年前三季度，全國稅收收入增幅同比回落18.8個百分點，而公共財政中的非稅收入卻增長了27.1%。在一些地方非稅收入中，罰沒收入增長較快。
　  
　  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認為，罰沒的根本目的在于懲罰并制止違法行為，而非增加財政收入。一些地方的罰沒收入出現大幅增長，并不是這些地方的企業違法行為突然多了，顯然是一些地方把罰款異化成了增加財政收入的工具。
　  
　  施正文指出，為了穩定經濟，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減稅措施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鼓勵企業擴大投資和促進居民消費。可是，如果減了稅卻又增了費，企業的負擔并沒有減輕，那么國家刺激經濟的效果就會打折扣。
　  
　  對于稅收而言，從稅種設置、征收比例到征收程序，都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但非稅收入在征收上規范性明顯不足，對征收范圍、比例和程序缺乏明確規定，導致征收隨意性很大。應當在全國范圍內對非稅收入征收進行集中檢查，對那些明顯違法違規的收費，進行一次徹底清理，并盡快將非稅收入的征收納入法制化軌道。